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潇湘省政务调度中心，一份题为《实干通道带动下地方干部体系动态监测简报》的内部文件悄然传入省委。
这份数据报告极为简洁，却足够震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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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13个地市中，有7个市的常务副市长岗位出现主动申请调岗现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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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16%的中层干部因“职责与实干项目脱节”被建议退出重点岗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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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年龄下降幅度超过4.1岁，最小进入处级的干部仅32岁。
在赵建国的书桌上，这份简报被夹在当天的几份人事备案材料中，红笔划了三道线：
“这是制度倒逼下第一次地方体系主动洗牌。”
“干部结构变了，地方权力结构也该跟着重构。”
而与此同时，在星城市委五楼会议室，李一凡正主持一场“专项机制闭门汇报会”。
与以往不同，这场汇报会的汇报主体不是组织部、纪检委，而是——
财政局、发改委与三大产业平台公司联合小组。
赵斌率先发言：“书记，现在干部确实换了不少。但问题也出来了。”
“人是调上去了，可资源配套跟不上。”
“有些人到了位子上，不知道往哪发力；还有人真想干事，却没钱、没人、没权。”
彭学文在一旁点头：“财政条线之前都是被动拨款，现在项目人事挂钩了，我们流程还没适配。”
李一凡没有马上表态，而是打开投影仪，放出一张草拟框架图：
“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——政务—经济双权并轨机制。”
会议室顿时安静了。
林晓峰眉头一挑：“书记，您的意思是，把干部任用与资源配置、财政权限，进行一体化运作？”
李一凡淡淡点头：
“不能再搞干部干项目，财政管钱、发改审批、平台跑协调这套分裂体制。”
“让干事的人，有钱、有资源、有话语权。”
随后，他提出三项具体并轨构想：
一、干部与财政权限绑定
凡属“项目责任通道”干部，自动获得对应额度财政调度权限，由财政局专项预算设立“实干项目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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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越大、责任越重、权限越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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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财务实行双签制，一线责任人具备初签资格。
彭学文听完直接点头：“这样我们财政系统压力小了许多，调配也有依据。”
二、政务与产业平台职责对接
设立“平台对接官”机制，地方实干干部可以挂职平台项目组，作为“双重身份”人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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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头连着体制，一头插入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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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是“协调干部”，而是真正的“资源调度执行人”。
赵维康立刻响应：“我们产投可以把项目推进官列入干部成长体系，真正实现官员与市场之间的接口。”
三、责任制与考核并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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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项目推进情况，由平台、组织部、财政三方联合打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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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绩不仅看指标完成率，更看过程责任控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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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项重大节点出现故障，直接启动“一票否决”机制。
赵斌当场提议：“这个机制要不要以市委名义发文？”
李一凡微微摇头：“这不是星城一地的事，是全省的事。”
“我们先试，数据打包，年底一起送省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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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在江陵市、昌州市、岳西市，类似的“组织—财政—平台并轨讨论”正在悄然推进。
——干部换了，但旧模式还在惯性运行。
李一凡要做的，就是彻底打破这套“人干政事，钱归他人”的系统隔离。
三天后，省委办公厅内。
赵建国召集省委常委小范围碰头会议。
话题直奔主题：
“你们觉得干部换了，为什么地方干劲还不够？”
组织部长许宏志第一个回答：“书记，干部是换了，可资源配置逻辑没改。”
“很多人干事，只能靠平台求协调、财政求拨款、发改求审批。”
“流程不变，格局难变。”
赵建国点了点头：“星城那边有动静吗？”
赵斌递上一份李一凡送来的“闭门会议纪要”草案，标题是：
《推动政务经济双轨融合，构建责任—资源—结果闭环建议案》
赵建国看完后一言不发，拿起笔批了一行字：
“试点先行，逐步推广。”
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办公厅、财政厅、发改委随后联合下发通知：
“将在星城、衡洲、南楚三市，设立‘项目责任并轨机制’试点区。”
“干部责任挂钩项目资源，干部评价挂钩财政调度。”
“试点周期六个月，年底汇总评估。”
消息一出，全省中层干部圈震动。
一位副处干部私下在群里感叹：
“干了这么多年，这次是真要变天了。”
“谁再抱着批文当饭吃，只会被淘汰。”
星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，李一凡亲自部署试点方案。
一句话点明全局：
“组织要人到岗，财政要钱到点，平台要责到人。”
“过去是三条线各干各的，现在要一线定输赢。”
赵斌跟着补充：“从本季度开始，星城所有重点项目责任人自动接入调度指令平台。”
林晓峰也随即回应：“产业基金下一轮发放，将只对接责任项目，不接受口头协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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潇湘政坛的风，彻底变了。
李一凡清楚，真正的治理改革不是刷屏的文件、不是好看的制度图，而是能不能让一个“想干事的县委书记”，不再天天为拨款去市里跑十几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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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干部制度改革，是躯干。”
“政务—经济并轨，是血脉。”
李一凡望着星城市产业区正在调度建设的“政责一体化试点园区”，心中清明。
这场改革，终于从“换人”，进入“换系统”的阶段。